我国喊官员财产公示已多年 ，但超半数试点地区“昙花一现”。有的地区曾宣布启动官员财产公开，但之后再无下文；有的地区公示一两次后即草草宣告终止。目前继续坚持官员财产公开地区仅剩下14个，且大多数属于内部公示（8月18日《新京报》）。

从2009年新疆阿勒泰地区开我国官员财产公开先河至今，已逾五年，官员财产公开如同行动迟缓的蜗牛，进展太慢；尽管后来全国陆续效仿的地区多达40余个，但终难成气候，或陷入中途流产，或虎头蛇尾，或泥牛入海，总之陷入了十分尴尬境地。且不少地方党政领导至今觉得官员财产公开仍像一块烫手山芋，对其利弊讳莫如深。那么官员财产公开推行难的原因到底在哪？媒体也做了不少剖析，认为集中在人走政息、遇到官员阻力、难以核实真实性、上级叫停等四方面原因。媒体分析的原因应该说基本准确，符合当下中国官场心态。但笔者认为，官员财产公开制度难执行的重要原因还在于我们官员，尤其是级别较高官员们缺乏足够底气，怕暴露自己的“家底”而影响政治前途，或怕露出腐败“尾巴”，这才是最直接、最真实的原因。

从媒体披露官员财产公开地区情况看，官员们乃至上级官员们怕财产公开引发公众不满情绪，影响社会稳定，如重庆某区就出现官员财产公开后，反映有的干部有好几套房，虽然每套房都是合法来源，但老百姓接受不了，出于考虑立即被上级叫停。当然这也只是一种表现，真正原因还在于官员们担心自己的财产曝光，如湖南某市公开了包括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长、市政协主席在内的9名市委常委，以及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政委局长等所有正县级和副县级干部共计69人全部财产，结果在进行房产公示时引起了一些矛盾、纠纷，有个别新提拔干部不是很配合。后来，上级没有再提财产公示的要求，就没有再搞。从这一案例可看出，公开县处级官员的财产，就遭受了这么大的阻力，而且这种抵制力和反对力多来自官员自身，足以说明官员怕财产公开。如果把级别再向上延伸到厅级、部级干部，可设想遭遇的阻力会更大、反对声会更强烈。所以，目前官员财产公开也就演变成了一种不伦不类的考查官员们的“掩饰品”了；而且这种“掩饰品”也大多限入“科级”小官员们。因为官场中科级最低，只是官场的起步，把财产限制在这个范围，这些官员们希望进步，一是不敢有异议之声；二是也掀不起多大风浪。这使官员财产公开最终不可避免地沦落为一块“遮羞布”而已。

而比“科级”级别高、甚至更高级别的官员们为何强烈反对和抵制财产公开？还在于他们心中有鬼，底气不足；如果收入来源正当合法，有什么可怕的。现在问题是，因为不少手握实权、级别较高的官员们，掌握着更多人、财、物等资源分配权和审批权，更有机会获得灰色收入和其他违法犯罪收入，他们中确已有不少官员成了权力滋润下的“丰收者”，且其中也不乏隐藏巨额行贿受贿等违法犯罪分子；如果没有官员财产公开，或许他们靠着这一制度设施缺陷和漏洞，隐蔽时间更长、灰色或违法犯罪收入更大。因此可断言，目前官员财产公开陷入尴尬局面，足以说明其中潜藏的腐败因素较多，也折射了当下官场风气不正和官员们侥幸拖延心里。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要求建立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以及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等等，表明中央高层已意识到建立官员财产公开能发挥反腐作用。为此，笔者希望党中央继续加大反腐力度，把官员财产公开纳入反腐重要措施，完善相关制度设计，并支持已实行官员财产公开试点地区的工作，为他们排忧解难，以便积累丰富经验，推动中国官员财产公开燎源之势的到来，涤荡中国官员腐污之风，让中国官员保持清正廉洁本性，赢得民众广泛信赖，体现执政为民治国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