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悼念活动

1953年3月4日，当获悉斯大林病重的消息后，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高岗等即前往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会见潘友新大使，请其转达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斯大林病情的关怀与慰问，并表达了对斯大林早日恢复健康的盼望。翌日，斯大林逝世，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随即发布公告，宣布自7日起至9日，在全国下半旗志哀；在三天的志哀期间，全国各工矿、企业、部队、机关、学校及人民团体一律停止宴会、娱乐。

3月6日，毛泽东致电苏联领导人，对斯大林逝世表示吊唁。他说：“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我自己，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获悉了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和伟大的导师斯大林同志逝世的消息。这不仅是苏联人民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和整个和平民主阵营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无可估量的损失。我现在谨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表示最沉痛的哀悼。……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斯大林同志30多年来不断的关怀、指导和支持，是完全分不开的。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同志和在他领导下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又给予了慷慨无私的援助。斯大林同志对于中国人民这样伟大的深厚的友谊，中国人民永远感念不忘。斯大林同志的不朽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随即，毛泽东偕同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张闻天、彭真、邓小平等前往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吊唁，同时请潘友新大使转达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斯大林无限沉痛的悼念和崇敬之意。与此同时，从这天下午3时起，首都各界人士也纷纷前往苏联大使馆表示沉痛的哀悼。在苏联大使馆门前，吊唁群众排着长队，徐徐进入悼念大厅。至8日晚，吊唁者已达20万余人。

3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为悼念斯大林而写的文章《最伟大的友谊》。

9日下午4时54分，即在莫斯科举行斯大林葬礼的同时，北京各界6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也举行了盛大的追悼大会，这是共和国历史上为外国领导人举行的罕有先例的追悼大会。据《人民日报》报道：“在天安门的红墙上，悬挂着巨大的斯大林同志的遗像，四周环以红黑色纱带和松枝，两侧挂着中苏两国国旗，国旗顶端缝着黑色飘带。毛泽东作为追悼大会主席团成员参加大会，并向斯大林遗像敬献花圈。（下午）5时整，全场默哀五分钟，鸣礼炮28响。此时，北京市各厂矿与火车的汽笛齐鸣，市内正在行进的车马立即停止活动，全体市民无论在何处也自动肃立志哀。随后，毛泽东向斯大林遗像敬献了花圈，朱德致悼词，下午6时30分大会结束。”

郭沫若的回忆

一年以后，即1954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郭沫若的《参加斯大林葬礼的回忆》。他说：“斯大林同志逝世转瞬已经一周年了。一年来，这深重的悲痛确实是成为了我们的不竭的力量的源泉。”文章中，他还回忆了在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的情况。

郭沫若说：“去年，在三月四号斯大林得了重病的公报发表之后，全中国人民就被笼罩在最大不幸的预感里。三月五号夜晚，斯大林终于离开了我们，人民的悲痛实在是没有任何事例可以用来比拟的。尽管大家都知道，斯大林是永远不死的，就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永远在领导着我们的一样，斯大林的精神、思想和学说也会永远领导着我们。但是无可言喻的悲痛谁也不能克制，眼泪时刻汹涌起来，那是从心坎的最深处涌出来的眼泪。”在莫斯科工会大厦参拜斯大林遗体，“参拜遗体的人就像把全人类都集中起来了的一样，各种肤色的人种掺杂着，都悲痛地、虔敬地、沉默地，却像闸门过道处的水流一样流涌着，在楼阶上的一上一下，尽管去的人靠右边走，来的人靠左边走，中间有人牵着手拦隔着，都遵守着一定的秩序，然而人太多，肩靠肩地拥挤着，差不多不是自己在走，而是形成了一个整体的流动”。

郭沫若还回忆到中国代表团为斯大林守灵的情景：“我们又被引导着，走到遗体的右侧，六个人一组，分成前后两列，紧接着守卫的武装同志，面对面肃立着，进行三分钟的守灵。穿着大元帅服的斯大林的遗体静静地仰卧着，闭着眼睛。遗容是那么地肃穆、和蔼，仿佛还在呼吸。平放在腿上的两手，也仿佛还有脉搏在皮下跳动。我是最后握过那温暖的手的一个中国人，那手上的温暖不是依然还留在我的手上吗？”

1953年1月13日的夜晚，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接见了访苏的宋庆龄和郭沫若。

郭沫若回忆了当时的情形：

“斯大林是非常地健康的，穿的是栗色呢子的列宁服，浅蓝色的衬衫。完全像对待家里人一样，他和我们握了手。他坐在苏沃洛夫元帅的像下，对着我们讲了将近两小时的话。他是那样的平静、爽直，没有丝毫的矜持和客套。以他那样伟大的人，在人类历史上开辟出了一个新纪元，对于人类有了那么深厚的惠泽的人，使你坐在他的面前，一点也不感觉着拘束，而又油然地由衷生出亲近和崇敬的念头，受着不期然而然的感化。

“他对于中国人民是有着衷心的关切的。他向我们问到解放后的中国人民的生活感情、中国妇女的工作概况、初级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程度、汉字改革的问题，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的问题。他说：中国人是好人，勤劳、朴实，帝国主义者想把中国人变成坏人，但还没有来得及。他希望中国妇女能够发挥伟大的潜在力量。他希望中国青年除重视技术科学之外，也要注重教育的学习，博得做人民教师的光荣。他对于和平运动也特别关心，叫我们从事和平运动的人要努力争取有发动侵略战争危险的那些国家的人民广泛地来从事维护和平的事业。从事和平运动的人要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要像法国的一位少女那样，她为反对运输军火到越南，躺在铁轨上阻止火车的前进。

“他娓娓不倦地向我们提出了不少的问题，也为我们解答了不少的问题。我们是舍不得离开他的，但是怕他疲劳了，就只得告辞。他最后依然不矜持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你们要使我疲劳是很不容易的。’斯大林最后和我们握别了。——我是最后握了他的温暖的手的一个中国人，但仅仅相隔五十来天，依然还在我手上的斯大林的温暖谁能相信不依然还在斯大林的手上呢？”

在红场，郭沫若在观礼台上看到人们都在阅读《真理报》译载的毛泽东的《最伟大的友谊》一文，报纸还配发了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时斯大林与毛泽东等合影的相片。不久，“在十点半钟左右，哀乐的声音传入了红场，人们都掉头望着历史博物馆旁边的红场的进口，全宇宙都森严起来了，人们屏息着，除了有哀乐之外，没有任何声音。由工会大厦出发的葬仪行列应着哀乐的节拍，慢慢地走进了红场。先头是花圈，其次是高级将领们捧着载在红色天鹅绒垫子上的斯大林生前所获得的勋章和奖章。六匹纯黑的马拖着炮车上的斯大林的灵柩，斯大林的遗容通过水晶棺盖仰向天空，和莫斯科市民、苏联各民族的代表、世界各民族的代表见面了。全场都脱了帽，在风雪中默哀，很多人在流眼泪。灵柩到列宁墓前——现在的列宁墓在前楣上已经改刻为‘列宁—斯大林’了——面对着墓门，停放在红场的正中心”。

郭沫若在文章中最后说：

“斯大林同志逝世转瞬已经一周年了，我回忆起参加斯大林葬礼的情形仍旧像在眼前一样。一年以前，当全世界善良的人民因为斯大林逝世而在心中激起了深切的悲痛的时候，在美、英帝国主义集团里面，曾经有一小撮顽恶的战争挑拨者是怀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情的。他们幻想苏联的力量可能因此而受影响。他们幻想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会因此而松懈。他们幻想世界和平运动会因此而削弱。但是，这些卑劣的幻想，很快地都被事实彻底粉碎了。

“一年以来，我们确实地把这深重的悲痛化为了伟大的力量。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领导着苏联人民，继续巩卫了并且发展了列宁、斯大林的事业。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事业中继续获得了光辉的成就。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力量继续巩固和强大了。世界和平斗争在东方和西方继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的伟大友谊也继续加强起来了。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根据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由列宁、斯大林所发展起来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并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这已经成为照耀我们一切工作的灯塔。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也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毛泽东没有出席斯大林葬礼的原因

据毛泽东的卫士回忆：斯大林逝世后，获知噩耗的毛泽东许久没有说出话来，他甚至连饭也不想吃了，只是一个劲儿地吸烟。毛泽东的卫士当时还不知道斯大林逝世，他们只是感觉到毛泽东的情绪有些反常，他完全没有了平时的兴致。很快，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开会，随即给苏联发去了唁电。

不过，对斯大林一直保持敬重和尊重的毛泽东此后却未能赴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而当时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中，只有他没有赴莫斯科参加葬礼。毛泽东只是先赴苏联大使馆询问斯大林的病情。斯大林去世后，他发出唁电，出席了北京的追悼大会，并在国内安排和组织了罕见的大型吊唁活动。毛泽东还撰写文章，颂扬斯大林的历史功绩。

毛泽东没有出席斯大林的葬礼，主要是身体和日程上的原因。就在斯大林病重和逝世期间，1953年2月，毛泽东为了调研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外出视察工作。当时，他乘专列沿京汉线南下，至月底才回到北京，显然，他的身体状况不可能让他马上赴莫斯科。刘少奇此前刚刚出席苏共十九大归来，此时又因患阑尾炎住院，当然也不可能飞赴莫斯科。

1953年3月5日晚，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斯大林逝世的问题，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率团参加斯大林的葬礼。翌日，周恩来致电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对斯大林逝世表示吊唁，并随即前往苏联大使馆吊唁。同日，周恩来又起草了《代表团赴苏任务提纲》，确定代表团除参加吊唁之外，还要就中国“一五”计划、朝鲜战争等问题与苏共新领导人商洽。

周恩来在苏联期间，苏共新领导人表示出希望恢复由于在遣返战俘问题上的分歧而导致中断的朝鲜停战谈判。苏联新领导人在周恩来参加斯大林葬礼时向中方表示：朝鲜战争拖下去对苏联和中国都不利，因此，要准备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以掌握和平的主动权。虽然这个建议与当时中、朝主张遣返全部战俘和准备长期作战的方针有距离，但经过中、朝双方的反复考虑，最终从大局出发，同意了苏方的建议，从而促成战俘问题的解决和停战协定的签订。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字。

毛泽东对斯大林是有着复杂的心绪的

应该说，毛泽东对斯大林是有着复杂的心绪的。对于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领袖的斯大林，在他生前以及逝世之后，毛泽东始终是采取尊重和敬重的态度的。在公开的场合，他不曾随意批评和指责斯大林；相反，他曾写过三篇文章热烈地称赞斯大林。

后来，即1956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稿时，毛泽东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一生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头两篇都是祝寿的。第一篇是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1949年他70大寿时的祝词。第三篇是在斯大林去世后写的悼念文章。这三篇文章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需要我们支持，我们也需要苏联支持，所以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悼念文章。这不但是对斯大林个人，而是对苏联党和人民的问题。”

“不愿意写”又“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反映了毛泽东复杂的心理。此外，对毛泽东这句话的理解，应该考虑是在党内的讲话，可以随意一些。换言之，毛泽东确实对斯大林有过看法，这主要是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斯大林犯有干涉中共内部事务、以错误的思想和决策影响中共，以及时不时显露出来的“老子党”和“沙文主义”的作风。对此，毛泽东是很有意见的。

他曾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 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打起仗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年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

此外，中国革命胜利后，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其间也有过一些不愉快。那是1949年12月至1950年3月，毛泽东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访问苏联，第一次见到了斯大林，也受到了隆重的礼遇。而毛泽东一见到斯大林就说：“我是长期受到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立即表示：“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应该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他们可以彼此解开心结。不过，毛泽东还是敏感地意识到来自对方的一丝冷落和强权态度，而毛泽东对此又是讲分寸的，他曾在党内号召不要学《法门寺》里的贾桂，反对自卑和奴性心态，这都是有所指的。

对于斯大林，毛泽东始终坚持“三七开”的态度。后来他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说：“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

文章末了，还有一个题外的话。据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回忆：当年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到苏联驻华使馆吊唁，“在返回的路上，车子行到长安街府右街口时，毛泽东突然说他不想再任国家主席了，想尽早从这个位子上退下来”。这是毛泽东鉴于斯大林的突然逝世，想到“接班人”的问题。其实，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这个问题一直是十分突出的，经历了斯大林的逝世，更加明显了。当时新中国成立没几年，却已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内的各项政治、经济运动。围绕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党内也已经有了思想上的分歧，同时在体制建设上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斯大林的突然逝世，让毛泽东意识到问题的紧迫和严重。随即，他开始有所调整和安排，如撤销政府党组干事会，加强计委的权限，以及加强和统一中央文件的签发等。不过，对于自己从国家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来的考虑，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后来民主党派人士的反对等），却没有实质性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