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美丽决心戒毒。或者说，《纽约客》驻华记者Emily Hahn决心戒除自己的鸦片瘾。

上世纪30年代，项美丽做了不少出格的事情。这个美国人离家出走跑到大洋彼岸的上海，养了一对猴子当宠物，住在市中心的红灯区旁边，与一位中国的有妇之夫恋爱。

如果翻一翻民国旧事，我们能在当时的上海找到一大摞沾染上“阿芙蓉癖”的名人档案。譬如张爱玲的父亲与继母——这两位可是李鸿章的外孙和国务总理孙宝琦的女儿，或是沪上名媛陆小曼……以及项美丽的情人、翻译家、“新月派”诗人邵洵美。

可能是在他俩第一次见面时，这个英俊的中国人就引导爱冒险的美国女人试抽了一管鸦片烟。他还根据“Emily Hahn”的谐音帮她取了“项美丽”这个中文名。邵洵美的原配妻子后来回忆说，在大家庭中，鸦片与纳妾同被视为“风流而不下流”的雅好。

可是，当项美丽落笔描写“愉悦”又“美妙”的童年梦想“吸鸦片”时，她已经决定了要戒除大烟瘾。

这当然不是容易的事，尤其在80年前。

就在项美丽戒毒的数年前，身在东北的“少帅”张学良也尝试过戒除烟瘾。不幸的是，医官给他推荐的戒毒剂是吗啡。

如今，人们都知道吗啡、海洛因是比鸦片毒性更大、更易成瘾的药物。很难想象，当它们初面世时，肩负的任务却是“戒大烟”。1805年，一位德国药剂师从鸦片中分离纯化出吗啡，而之后很多年里，医学界对其毒性都莫衷一是。1874年《申报》的广告栏里，可以见到这样的文字：“由伦敦新到戒烟药莫啡散多箱，其药纯正而有力，故杜瘾之效较为速捷。”

到了清末，海洛因也开始出现在国内各地西药房，供人直接口服，几乎包治百病，当时它的最大生产国是德国，而直到上世纪20年代初，德国药品当局还没听说过“海洛因上瘾”这回事。

可想而知张少帅这次戒大烟的结果：他对吗啡形成了药物依赖。

这种药物依赖应该不轻，齐邦媛曾回忆，父亲齐世英见到的张学良“身上打吗啡都没有洞了，没有地方下针了”。

而在项美丽的世界里，“烟瘾”并不是多大的事情。邵洵美觉得“抽鸦片可以治哮喘”，还劝项美丽“像我们这样有许多事要做的人，不是那种会上瘾的人”。

她沉浸在与爱人吸云吐雾的世界里。他们共同把沈从文的《边城》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翻译为英文。因为邵洵美，她与中国的知识界广泛交往，也深入到了传统大家庭的生活中。她写出了一篇篇颇受读者欢迎的上海故事。西方的书评家评论项美丽“不像其他一些作者，只是坐在黄包车里往上海花园桥走了一遭，就说他们了解了中国”。

然而，项美丽并不能永远躲在上海租界的繁华温柔乡中。作为记者，当一个去重庆采访的机会放在面前时，她必须认真地考虑自己的烟瘾问题了：当时的“国民政府”新颁布了法案，吸鸦片有可能被枪毙。

项美丽很清楚，自己已经对鸦片上瘾。

1933年，没守住热河的张学良辞职下野。他的第一站行程，就是住进上海一家德国医院，开始尝试再一次戒毒。很多年后回忆这件事，他还笑着回忆自己副官对大夫说的话——颇像如今清宫剧里皇帝对太医的万能嘱咐：“他要是死掉了，你可活不了了”。

少帅这次戒毒所遭受的痛苦可能不亚于在鬼门关前走一遭。外国医生没再为他提供特效药。一种说法是，张学良被绑在床上，无论如何呼喊挣扎都不能再接触吗啡。而他自己在接受采访时则表示，没法细细说那个过程，总之，“昏迷了一个礼拜差不多”。

项美丽也选择了一家德国医院，她的医生选择了“催眠疗法”。

这在当时也是够新奇的。项美丽在医生的指挥下吃了一种药片，一觉睡到下午5点，据说在这段时间里，她几乎一直都在说话，当然，当事人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但醒来后，她就不想吸鸦片了。

接下来她在医院里待了一段日子，历经各种痛哭流涕和不舒服，与世隔绝。没有鸦片，也不能见朋友，尤其是邵洵美。

当医生终于允许他们见面时，项美丽第一次注意到，与她相恋近5年的中国情人“眼神黯淡，牙齿也脏兮兮的”。

是否真的是“催眠疗法”起了戒毒神效呢？又或者，天性顽强的项美丽在忍受戒断鸦片的痛苦时已经意识到，自己必须迈向人生新的台阶了。当离开上海时，她已多年没有回美国，除了一系列发表在《纽约客》上关于“潘先生”（邵洵美为原型）的稿子，她手里还攒着一部找不到出版商的书稿，描述了一个白人女孩与中国有妇之夫无果的爱情。

远赴重庆3年后，她交出了一部真正奠定自己在文坛地位的作品：《宋氏三姐妹》。

她再也没有回过邵洵美所在的城市。

鸦片瘾已经远去，项美丽的上海故事也完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