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旬老人坚持看报记笔记

    5月23日，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的一座农家小院阳光灿烂。

    王志屏老人戴着眼镜，正坐在院门口翻阅着一张报纸。小儿子王荣生笑称，别看父亲今年91岁高龄，可身子骨棒着呢，眼神也蛮好，还能端着椅子在院子里散步，就是耳朵有点背。

    王志屏老人告诉记者，他祖籍陕西省兰田县人，与杨虎城主任(时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记者注)同属三秦老乡。

    1935年7月，他参加了杨虎城领导的十七路军教导营，并在那里接受了军事训练，当了几天普通士兵后，就被调任教导营勤务班任班长。1936年初，又被选调到杨虎城的卫士队。他和卫士队其他70多名卫兵一样，负责杨虎城公馆周边的保卫警戒工作。

    王志屏老人回忆说，西安事变后，随着蒋介石被释放，杨虎城也于1937年出国考察军事。紧接着，十七路军被缩编为38军，他所在的卫士队归入38军。38军成为一支革命军队。抗日战争开始后，他随军赴前线抗日，1937年至1940年在山西中条山参加了六六战役、四一七战役。期间参加了军队在中条山娘娘庙开办的抗日军政大学干训班。干训班结束后，又与1941年至1943年参加了邙山战役。1943年又先后参与了马鞍山、官道口、卢氏县的抗日作战。在卢氏县期间，又被编回38军177师529团一营三连，历任副连长、连长和副营长等职。

    王荣生说，日军投降后，父亲率部队从卢氏县东进，先后接收了洛阳、郑州、开封，并奉命驻扎在开封南关红阳楼，保卫接收后的日军陆军医院。在接收日军投降时，日军陆军总医院的军医毛山大尉，将一只日本酒壶赠送给他做纪念。现在这只酒壶还保存完好。记者见到了这只酒壶，壶身高约20公分，分为上下两色，上半部为一层深咖啡色釉，下半部为为月白色。壶身上还有一个戴皇冠的头像，头像两边和下边是几行字母。

    王志屏说，直到1949年底，报纸上登载了杨虎城将军和家人遇害的消息，他才闻知噩耗。看着报纸上的消息，当时他感觉头重脚轻，差点儿晕倒。
 

    扣蒋前夜曾停电

    郑州晚报：作为杨虎城的卫兵，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您事先知情吗？

    王志屏：不知道，事先没有任何人说起过。现在想起来，这种事应当算是高级军事机密，普通士兵和军官是不会知情的。

    郑州晚报：西安事变前您看出什么征兆没有？

    王志屏：没有什么征兆。但在“双十二事变”(即指西安事变)前一天晚上，我在西安皇城新城大楼内负责守卫，当时突然停电了，我刚想问问怎么回事时，杨虎城的随从副官王华亭赶紧上前制止，不让管这事儿。然后卫士队进行了分工，我被分在新城大楼的楼后进行守卫。

    敬礼时老蒋嘀咕了一句

    郑州晚报：在12月12日“兵谏”时，您的具体分工是什么？

    王志屏：(当年12月)12日早晨，我和卫兵朱子明、上官克勤3人接到指示，有重要客人将来新城大楼，我们被命令守卫在新城大楼门口，其中朱子明和上官克勤站在正门口，我站立在偏门口。原以为客人要从正门进，谁知来客却走了偏门，当时一见到那个重要客人，我的心里就咯噔了一下，为啥呢？因为客人正是蒋介石，当时他穿着长袍，脚上没穿袜子，光着头，也没戴帽子。他的身边还有几名卫兵紧紧跟随，看到他走来，我下意识地敬了一个军礼，只听他嘀咕了一名，那句话因为说得小，自己没有听清楚，可能是“不要紧”，也可能是“不要敬礼”。后来，才知道他被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起来的。

    耳闻张蒋争吵声

    郑州晚报：“兵谏”过程中，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和蒋介石怎么交涉的？您听到什么动静没有？

    王志屏：双十二事变当天上午，张学良副司令(当时蒋介石亲任西北“剿匪”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记者注)走进了新城大楼，当时我就在门口站岗。我戴的有枪套，可像许多卫兵一样，没有把枪放在枪套里，而是插在腰间皮带的前面。走到我面前时，张学良副司令还拍拍我的肓膀，告诫我说：“把枪装进枪套里，不要别在胸前，你们给委员长送东西时，委员长把你们的枪拔去自杀了怎么办？”我赶紧按张学良副司令的命令，把枪装进枪套中。紧接着房间里就传来张学良副司令和蒋介石的争执声。

    (老人顿了顿，好像在回想)争执情况是这样的：先是张学良副司令的声音叫了声委员长，接着是蒋介石的声音说，既然这样子了，你不要叫我委员长，把我枪毙好了。张学良副司令的声音说(好像赶紧递上来了一张纸)说，这是八项政治主张，只要委员长在上面签了字，就还是我的委员长。有人拍起了桌子，蒋说，让我签字，除非把我枪毙了！接着张副司令说到了东北失陷，热河弃守，就是蒋指示的结果。蒋介石还击说：我让你弃守你就弃守了？张副司令闻言很恼怒地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时弃守就是服从你的命令造成的。接着就是两人争吵，声音越吵越高。

    郑州晚报：当时杨虎城将军在场吗？他说了什么？

    王志屏：12月12日那一天，杨虎城主任并没有露面。杨虎城主任是13日下午才去见蒋介石的。当时我已轮岗，不在门口，没有听到杨虎城主任和蒋介石说的话。在新城大楼被扣押两天后，蒋介石就被转移到了高桂滋的公馆，当时张学良也住在高公馆内。
 

    蒋向卫兵“借”钱买红糖

    郑州晚报：在西安事变后，您和哪些人看押过蒋介石？蒋介石有哪些表现？

    王志屏：当时负责看押蒋介石的人轮换班。我那一班人中，除了我之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朱子明，另一个就是上官克勤。当时杨虎城的勤务兵有升娃(杨鸿升)、鸡娃(苏廷瑞)，杨虎城的随从副官是王华亭、王金鳌等。

    一次，他叫卫兵朱子明说，想以私人关系借两毛钱，然后买点糖吃。朱子明就让我去拿，我找到王华亭副官说明情况，从大厨房里拿来了一包糖，这包糖足有20多斤。送到蒋介石面前时，他却坚决不用，说借两毛钱是私人感情，决不想沾张学良和杨虎城军营里面的公用物品。我们退出来将情况反映给王华亭。王华亭说，你们也真笨，找点纸，包一点糖，就说是用两毛钱买的不就行啦。两人依言照办，蒋介石果然没再推辞，将糖放入水杯中喝下。

    看蒋期间见过周恩来

    郑州晚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时，你见到哪些人？

    王志屏：双十二事变之前，十七路军里就有许多共产党员，杨虎城主任虽为国民党军队的将领，却一直与共产党员交往密切。在我见到的人中，就有宋绮云、孙蔚如等共产党的干部。

    双十二事变后，我看押蒋介石期间，还见到了周恩来副主席。当时我奉命警戒，来了一辆小卧车，从车上下来两 个人，一个头戴礼帽，身穿长袍，下车后直往天上看，另一个全副武装，腰挎短枪，手拿公文包，象是随从副官，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接过名片一看，我才知道是周恩来。我立即将名片交给升娃(杨虎城的勤务兵杨鸿升)，随即杨虎城主任亲自出来迎接了周恩来副主席。

    目睹杨虎城给母亲下跪

    郑州晚报：做为卫兵，您对杨将军这个人怎么看？

    王志屏：杨虎城主任可是个大孝子呀(老人做感叹状)！在卫士队干了不长，(我)就听说杨虎城对母亲很孝顺。听一些贴身勤务兵讲，杨虎城自幼家境贫苦，父亲以农为生，兼擅木工，农闲时制作小农具以维持生计。杨虎城没成年就遭厄运，父亲因仇人陷害被清政府以绞刑处死在西安，上有母下有弟，家境很凄惨。母亲早年守寡，含辛茹苦将两弟兄抚养成人，历尽煎熬。后来杨虎城在外领兵打仗，弟弟杨茂三“奉母理家”。杨虎城对于老母始终放心不下，时时牵挂，通过书信不间断地过问母亲的安危起居健康，向老母亲问候、请安、祝愿。

    后来，有人在陕西蒲城县抓走了杨虎城的母亲。被释放后其母来到西安，，杨虎城主任立即跪了下去，并掏出一个手帕帮母亲擦眼泪。陕西省主席、兼任38军军长的孙蔚如来公馆探望，见到这种情景，也不禁上前跪拜在地。

    记者求证 郑大教授佐证老人所言

    23日下午，就王志屏老人所言，《郑州晚报》独家责任记者请教了郑州大学教授杨中州先生，杨中州先生是研究杨虎城生平的历史专家，在解放后曾随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做关于杨虎城专题研究，出版有《杨虎城将军纪事》等著作。

    杨教授告诉记者，惠济区政府曾经找他，就王志屏老人的抗日身份进行求证。经过考证，他确认王志屏老人所述不假，与史料记载以及亲历人士的回忆相吻合。一些健在的老同志也对王志屏有印象。

    关于杨虎城父子及宋绮云一家的遇害，杨中州教授对50多年前的叙说令人扼腕：西安事变后，杨虎城一家被蒋介石软禁长达12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23天，杨虎城父子被骗入重庆“戴公祠”，又被分别引向左右两厢房。厢房的寂静和冷清让杨将军感到不安。其子杨拯中刚进内室，就被门后的特务劈胸一刀，他惨叫一声“爸”，杨虎城心知有异，刚待转身，就被利刃刺进腹部。杨将军疼痛倒地后，凶手们又上前补了几刀。接着，几名特务在门外花坛里掘了一个大坑，将父子俩的尸体抛了进去，又用镪水浇在面部后匆匆掩埋。然后到另一间平房内，杀害宋绮云夫妇和两个小孩。

    看到杀气腾腾的特务，宋氏夫妇知道难免一死，宋夫人盯着尖刀颤声哀求：“要杀，就杀了我们，两个不懂事的孩子，你们开开恩放过他们吧！”。特务面露狞笑，将宋氏夫妇逼到墙角，跳过去劈胸就是几刀，宋绮云惨叫倒地，宋夫人睁大了眼睛在血泊中挣扎。

    小拯贵和振中(小萝卜头)见此情景，吓得搂抱成一团浑身颤抖。特务拿着血淋淋的匕首逼进，两个孩子不约而同跪下去，连连作楫求饶。然而特务一个箭步上前，扬起匕首，从小拯贵的后背刺穿到前胸。“小萝卜头”猛扑过去，想抱住自已的小伙伴，另一个特务已把刀从他背后捅了进去。两个孩子惨叫着倒在地上，鲜血泉涌。这时宋夫人还没断气，她愤怒地瞪大眼睛，看着两个孩子扭曲着身子挣扎，特务在她身上补了几刀，草草掩埋了尸体后仓惶逃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