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但蔡元培似类乎完人。

       翁同龢说：蔡元培乃庚寅贡士，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胡适说：蔡先生是位翰林出身的宿儒，也是位受过新时代训练的学者，是位极能接受新意见新思想的现代人物。能充分信用他手下的人，每委人一事，他即付以全权。遇有困难时，他却挺身负全责；若有成功，他每啧啧归功于主事之人。人每乐为之用，又乐为其尽力。迹近于无为，而实则尽人之才，此是做领袖的绝大本领。梁潄溟说：把众多知名人士聚拢在北大，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这当然非他一人之力。然而数起来，却必要以蔡先生居首。陈独秀说：有关大节的事或是他已下决心的事，都很倔强的坚持着，不肯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这是他老先生可令人佩服的第一点。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这是他老先生更可令人佩服的第二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杜威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为蔡元培70岁祝寿时，各界人士见蔡先生一直尚无房产，于是数百人捐款准备为其筑房。他们说：这可以看作是社会的一座公共纪念坊，因为这是几百个公民用来纪念他们最敬爱的一个公民的。我们还希望先生的子孙和我们的子孙，都知道社会对于一位终身尽忠国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的公民，是不会忘记的。

       在红楼还有一件事，更能反映出蔡元培在人们心中的地位。1947年9月，在红楼一层第167号房，中共地下党为了革命的需要，建立了一个公开的图书馆。学生自治会决议指出：“为了纪念已故校长蔡孑民先生，承继兼容并包的精神，收集各种书籍，培养自由研究的风气，发扬民主与科学的传统，决定成立孑民图书馆。”在社会各界积极支持下，一年内藏书达5000册，至1949年又增加了一倍。

      蔡元培，号孑民（1868.2～1940.3），青少年时代接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曾为了治愈母病，仿效古人割臂肉入药。从15岁起中秀才、举人、进士，直至28岁补翰林院编修。从30岁起转而学习日语、英语、拉丁语、德语、意大利语，并任过世界语学校校长。从39岁起20年内5次出访德、法，还考察过比、奥、意、瑞士、荷兰、英、美等国，游学旅居国外12年，兴趣在哲学、文学、人类学、文化史、心理学、美学、民族学等诸多领域。

      1916年12月，不愿出任浙江省长的蔡元培同意担任北大校长。很多友人劝其为保个人名节，不要接北大这个烂摊子。但孙中山认为：蔡元培去北京，不仅可整顿北大，而且北方需要传播革命思想，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性教育。蔡元培在孙中山鼓励之下，决心赴任。48岁的蔡元培接到任命状后，就开始大力改革北大现状。首先改五科为三院，其次进行师生队伍建设，招聘具有进步思想的教授；留用学有专攻的旧派人物；解除包括洋人在内的德才缺失的教员合同；策划国际著名科学家诸如居里夫人、爱因斯坦来华讲座活动。对于学生则要求端正学习目的：非为做官，非为致富，要研究高深学问，砥砺德行。重视大学图书馆的作用；支持学生业余社团、进步组织及创办各种学术刊物；提倡美学教育、增设美学课程；发起“进德会”以对抗来自社会嫖赌毒的诱惑；开办夜校使员工有受教育的机会；推动青年出国勤工俭学运动；组织学生军进行军事训练。蔡元培所进行的任何一项改革，都要顶着巨大的压力和危险。仅以招收首批女大学生为例，军阀曹锟便要以“蔡校长让男女同校，败坏风俗，可拘押究办”。

     蔡元培生活简朴，一生四海为家不置房产。在家自己洗衣服，倒使前来的名流官宦窘态十足。有学生见饭馆伙计给校长送中饭，打开提篮看到的不过是馒头和醋溜白菜，与普通学生无大区别。就连蔡夫人都说：他饭烧好也吃，烧焦了也吃，容易伺候。蔡元培对人态度平和，有一次，钱玄同不太客气地说：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写得很好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写得这样蹩脚，怎样能够考上翰林？蔡元培笑着说：可能当时风行黄山谷字体的原因吧。

     有人说：北大的学生都很高傲，怎么到了蔡先生面前都成了小学生。但无论学生或教师与蔡元培之间的关系都是融洽的。据当时在北大红楼读书的萧劳回忆：有一次，因替朋友办理旁听北大课程证明与学校教务处发生矛盾，他火气十足直闯红楼二层208号的校长室，蔡元培听完他的申诉后，又调查了教务处方面的原由，最后亲笔写下准予旁听的批条。

      在蔡元培的书房挂着他的手书格言：“学不厌，教不倦。”他对学生品德教育十分重视。在发生学生之间匿名小字报事件后，他在一次大会发言的最后点了这件事。他认为：相互间发生矛盾可以规劝，但须从友谊出发。若用匿名揭帖，“受之者纵有过，也决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则为丧失品性之开端。凡作此事者，以后都要痛改前非，否则必是品性沉沦之渐”。

      蔡元培除日常繁重的校务工作外，还亲自进行授课实践，开设了美学课。当时的学生回忆说：蔡先生声音不高却很清晰。讲到外国美术时，还带图片进行展示，我们觉得很有兴趣。红楼最大的第二教室完全挤满了来听美学课的学生，连讲台上都站满了。

    蔡元培从1917年1月开始任北大校长至1927年辞去校长职务，他自己曾说：总计我居北大校长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然而正是在红楼这短暂的时期，他参与了一场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深刻影响的革命运动——五四运动。

     1919年5月2日，《晨报》头版头条揭露巴黎和会裁决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转让日本。为此，发出“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的号召。蔡元培于当日在北京大学召集百余名学生代表开会，鼓动青年奋起救国。5月3日凌晨，蔡元培在家中见到特地赶来的国民外交协会负责人汪大燮，当他得知政府密令巴黎和会中方代表在丧权辱国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消息后，又召集《国民》、《新潮》杂志社的学生代表到自己东堂子胡同的家中开会，通报情况。当天下午，国民社、各校学生代表召开了紧急会议。蔡元培又以北京欧美同学会总干事身份，给中国使团首席代表发电报阻止签字。当晚7时，在蔡元培允许后，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联系到北京13个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会议决定将原拟5月7日的示威集会提前至5月4日。对此蔡元培都给予了支持，他说：现在民族命运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五四运动中，北大学生的社团组织起了重要作用，例如示威用的旗子共三千面，都是由北大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的成员连夜把示威口号书写在剪好的白布上制成的。这些社团正是蔡元培倡议下组建的。5月4日晚上，蔡元培参加了学生大会，并表示：一定要把被反动军警逮捕的北大20多名学生保释出来。会后，又成立了以他为首的北京各大专院校校长谈判团，准备如营救失败，则北京教职员集体罢课。蔡元培多方请托，并亲自到警察厅表示：愿以一人抵罪，担保开释学生。5月7日，北大召开全体成员大会，迎接被捕学生归来。蔡元培率众在红楼门口列队并陪同出狱学生进入设在操场的会场。蔡元培支持学生的立场，还可以从其7月23日发表的《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中再次得到证明：“诸君自五月四日以来，为唤醒全国国民爱国心起见，不惜牺牲神圣之学术，以从事救国之运动。”

      五四期间，社会上炮轰北大、焚毁大学、暗杀校长的流言四起，教育部派来的秘书每天坐镇校长室，监视蔡元培一言一行，干预日常教学工作。随着反动政府进一步施压，为保全北大，5月9日，蔡元培被迫递交辞呈离开北京。令他始料不及的是由于他的被迫辞职，引发了一场大规划的“挽蔡运动”。在“挽蔡运动”中，红楼内充满群龙无首的焦虑气氛。一天下午，各系教授在红楼二层临街一间教室内开会，协商挽蔡问题。突然，守旧派人物拖着清代长辫的辜鸿铭冒出一句：蔡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在“挽蔡”运动中，北京各中专学校以上的校长全部同时辞职，教育总长因与政府意见相左亦提出辞呈。北京各高校宣布罢课。蔡元培在此期间曾有三条宣言：“绝对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

      在经多方协商努力之后，蔡元培同意复职。9月20日，北大三千人开学典礼后，还召开了欢迎蔡校长重掌校务的大会。学生代表致辞中说：“今日之欢迎先生非感情的、非虚伪的，乃欢迎国家新文化！国立大学之新纪元！学生等之新生命！”

      蔡元培在北大红楼对当时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做了大量兴利除弊的工作。也正是在他执掌北大时期，将众多知名人士聚拢在沙滩红楼，使其各展所长，开出一种风气，形成一大潮流。（张习广）